第四百零九章 纪实风格

林晓玲从华国电视台把那部新闻纪录片拿了过来,反复的看了几遍。

这部纪录片主要是为了宣传国家人性化的政策,犯人只要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就能获得假释,回家和亲人团聚。

更多的是宣传材料,犯人和家人见面的场景不多。

不过正是在这不多的场景里,却有着一种感动人心的东西。

镜头捕捉到几个瞬间,犯人那种悔恨和牵挂的情感极为真挚,即便专业演员也很难演绎。

因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真实。

演员的表演本来就来源于生活,一个演员不是罪犯,不是神经病,不是强盗,可在演戏的时候他要模仿这些角色。

他没有这种经历,只能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各色人物进行模仿。

在艺术学院的表演系,老师往往要求学生到火车站或者旅游景点,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

记录下这些人的特点和行为举止,在课堂上扮演不同的人物。

有些演员为了演好一部戏会花时间体验生活,了解这个角色的生活环境。

观众看完一部片子,会评价这个演员演的很像,但无论演员怎么演,还是表演,远没有生活的原貌那么真实。

纪录片就起到这种作用,它能近乎真实的记录下生活的面貌,虽然生活中大部分时候都很平凡和普通,不过总有某些瞬间能够感动人的心灵。

作为导演,林晓玲就是要把这个瞬间提取出来,放在电影里。

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看了纪录片,林晓玲心里有了谱,她确定了两点,一个是这个题材有东西可拍,另一个是这部片子要使用纪实风格来拍。

纪实风格的电影和纪录片有所区别。

纪录片是对时事新闻素材进行创造性处理的影片,它采用的素材是真实的。

纪实风格的电影或许取材于真实的事件,不过它的细节是虚构的,是经过艺术处理和加工的,它只是一部电影,不承担纪录片的作用。

不过,相对于那些戏剧化或者技术化的电影,纪实风格的电影更接近生活。

观众可以通过电影直接看到生活中正在变化着的,正在消失或滋长的东西。

《我们俩》这部影片只能说是生活化,并不算是纪实风格的电影,因为它把生活中的矛盾给集中了,看起来像是生活,实际上,生活要更为平淡。

纪实风格的电影要尽可能客观的讲述一个故事,不唯美,不矫情,平平淡淡。

这些知识林晓玲在学校里系统的学习过,她拍过纪录片,算得上有一定的经验。

她清楚采用纪实风格来拍是很冒险的事情,这意味着剧情没有太多冲突,很难吸引观众。

这需要她在选择拍摄素材的时候找一些能给观众带来触动的故事,犯人进入监狱的理由各不相同,其中杀人犯应该是最严重的罪行。

一个女性杀人犯的故事或许能引起观众的感触。

林晓玲不是想拍一个穷凶极恶的女人,而是想拍这背后的故事,她要到监狱里了解案情,从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你要去找杀人犯啊?”徐静蕾惊讶道,“其他的罪犯也有故事可拍,没必要这么冒险。”

“又不是直接和她们见面,就是翻翻资料,碰到合适的再找当事人谈谈,这有什么危险。”林晓玲无所谓地说道,“放心吧,我会找人陪着去的。”

“我忙着拍戏,不然就和你一块了。”徐静蕾无奈道。

“以后要体验生活,你少不了到监狱里走一遭,要有心理准备。”林晓玲调侃道。

说干就干,林晓玲联系了京城女子监狱,以前是女子劳教所,这两年改成了监狱,专门关押京城户籍的女犯人。

拿着好梦公司开具的证明,在一名员工的陪同下,林晓玲走进了监狱。

没有想象中的恐怖,监狱人员给她提供了一些档案材料。

在翻查了几十份材料后,林晓玲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罪大恶极,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一时失手,犯下了难以弥补的罪行。

其中有一个案子最为明显。

在八十年代,有一户普通的人家,这户人家是离婚重组的家庭,母亲带着女儿小红嫁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也有一个女儿叫做小琴。

一家四口就这么生活在了一起。

可亲疏有别,作为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小琴要照顾些,对小红就疏远些。

有一天,小琴偷拿了父亲放在窗台上的五块钱,父亲没有找到,就怀疑是小红偷了钱,为此在家里大吵了一顿。

小琴害怕,就把钱藏在了小红的枕头下面,被大人发现。

这更加证实了小红偷钱的事实,小红被母亲骂了一顿。

小红知道不是自己做的,她被陷害了,在上学的路上,她找小琴理论,但小琴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