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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看我。”阿梅手里拽着风筝线,祥妹蹲在她身后帮她。风筝飞了起来,蜻蜓的翅膀随着气流上下扇动。

“卡啊……”阿州踢着小腿,挥舞着胳膊,似乎要飞向空中的风筝,“卡,卡。”

婆婆轻拍他的胳膊,开始念诵一首似乎是她即兴创作的童谣。

蜻蜓,蜻蜓,

飞上天,

化作巨龙

入云端,

不要丢炸弹。

不要喷火焰。

炸弹臭烘烘。

阿州说,滚到天边去。

她捏捏阿州的小脸蛋,又念了一遍。

“风筝只能飞这么高了。”祥妹说着让阿梅看线轴上的最后一圈线。“我们得让风筝迎着风飞。”

港仔后是一大片月牙形的海滩,两端深入大海,我们跟着风筝笔直地朝远处模糊的军舰走去。婆婆摇了摇头说,“有时候我在想,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够浮在水面。全部是钢铁啊。”

我戴上眼镜,望着前方的军舰。最近几个星期,我们注意到日本舰队在逐渐壮大。港口现在停泊了足有二十艘军舰,有战列舰、巡洋舰和布雷舰,偶尔也会见到驱逐舰。海边的茶馆里,人们细数着海面上的军舰。他们下着象棋,摸着骨牌,说起军舰来就像谈论风流男女的韵事。对军舰感兴趣的人已经知道每艘船的名字,除了之前的军列舰雾岛号和伊势号,现在还有日向号、长门号、陆奥号、扶桑号、金刚号,巡洋舰和布雷舰的名字分别是鸟海号、名取号、铃谷号、妙高号。

我们沿着沙滩往回走,风筝向下俯冲,越来越贴近下面的大海和沙滩。这时,婆婆提议我们一起来联一首诗,她起了头一句,“荷花池上,蜻蜓悬停。”

“身弱体轻,翅若蛛丝。”我说第二句。

“荷花池畔,虎狼环伺。”她接第三句。

“扑之畏水,弃之不甘。”

我们边走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补充,最后做出了一首描写日本恶狼围住鼓浪屿伺机而动的诗,我在诗中加上蜻蜓、风筝、孩子。用一首诗来纪念我们在海边的一天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明天练习书法时我会抄写出来两份,一份拿给婆婆。

“嘿,小姐,当心点!你快碰到老人家了。”

是我的旧日塾师,我听出了他的声音。我笑着转过身,“魏先生。真想不到,我和婆婆刚做完一首诗就遇到了您。”然后我住了口。魏老师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里面的蓝白色条纹衬衫搭配一条难看的绿棕相间的领带,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让我猛地意识到自己有多傻,简直像一个急着讨好老师的女学生。

“郑惕是我侄子的朋友。”魏先生说,“你可能知道他的笔名,叶疏离。”

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了。叶疏离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在上海《世纪风》杂志上看过他写的故事和诗歌。我刚想说一两句赞美的话,阿梅挣脱祥妹朝他跑了过来。

“你是军人吗?”她问。

他笑了起来。

阿梅歪头看着他,“你不是我爸爸?”

这一次,我们全都笑了,阿梅却哭着跑开了。我可怜的宝贝女儿,她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

“过来,宝贝。”我把阿州交给婆婆抱,向阿梅伸出双手。

“我不该笑。”郑惕说。他打了个响指,招呼卖糖葫芦的小贩过来。“给小姑娘的。”他说着把一串糖葫芦递给我,“这是赔罪礼物。”

阿梅抱着奶妈没有动,努力维持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她的目光被裹着一层蜜糖的深红色糖葫芦吸引了过去。她伸出手嘟囔道,“我的。”

我们分手前,魏先生说下周在明月轩酒楼有一个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聚会,邀请我和婆婆带着新诗一起来参加,我听了更是尴尬得不行。阿梅黏糊糊的小手几乎快碰到我的头发,我跟老师解释说,我们随意发挥的打油诗,几乎算不上真的诗。“谢谢您,先生,我们真的不去了。”我抓住阿梅的手腕,向婆婆挥手要一条湿毛巾。

“要来啊。”郑惕反对道,“你们一定要来。魏老师太客气了,他没说这次聚会的真正原因。我们要为他55岁生日贺寿。”

“不,不,不,”魏老师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他俯过身低声说,“我们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还有其他一些事。”

我立刻明白了先生口中“其他一些事”的含义,随即打消了推辞的念头。我想听听塾师和他信任的那些朋友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寻求真理的责任,我渴望听到他们的真心话。

互相道别后,魏先生他们转身离开,我和婆婆相视一笑。“那个年轻诗人走路的样子像上海人。”她低声说,“你看,他走路外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