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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看着我:美国你别想挣好挣的钱。

我还不死心,问:一次实验多长时间?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帮不了我什么大忙。不过或许挣的钱就够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诉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药实验,到现在舌头尖还残存着麻木。因为那种麻醉药是专为牙科洗牙,补牙,镀牙表层珐琅用的,必须麻醉得非常彻底,而麻醉范围又得缩到最小。

她说到这里叫海青张嘴、吐舌:海青的舌头上有块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为他舌头给麻醉到现在还没醒的恶果:他吃东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说:这你说不定能告他们。

什么说不定?我告他们告定了。就是手里没钱,请不了好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律师。

就是上回你假造车祸请的那位?那个不行。

怎么不行?他不赢官司不收钱。

那家伙不行。先跟你合伙坑保险公司,再回来坑你。那种人属于干点小缺德小丧良的事还行,让他拿下大案子,不灵。我这案子,我找过律师咨询,弄好了就成百万富翁!你想想,等于弄死了我半条舌头!

半条舌头你想敲一百万出来?懂不懂美国法律?你这行当又不靠舌头挣钱。你要是个厨子,或者饮食评论家,要不就是评估酒的专家,他们害得你丢了半条舌头,你的专业水平就要受影响,说不定饭碗都砸了,那他们才管赔你。他们赔的是你后半生有可能挣到的工资、奖金,你有可能用工资、奖金余下的钱买的股票。我上回一个肾才值五万块,你一条舌头就想成百万富翁?

那是啊——一个人只有一条舌头,但肾倒有两个。阿花,你看我还没成百万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脸绿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对我微笑一下,说:都喝多了。

我说:没错。

里昂突然回头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这样认为:他是酒胆撑着而把我的手搁在桌面上爱抚。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脸因为微醉而潮红,目光也因为醉意而更加锋利。不醉的里昂对自己锋利眼光有所顾忌,总是让浓黑的睫毛半垂,压去一些光芒。他现在不再为别人着想了,随目光刺来刺去,冷光凛凛。不知为什么,我刹那间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蔼双眼,那种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这一瞬感到强烈的想念。随这想念而来的,是对握在里昂手心里的手感到困惑。我想,这是我的手吗?……不,不对,我在想,这样一雌一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是什么名堂呢?……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片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诉我她最后一次参加盛大酒会的情形。六十多岁的米莉对已开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进白宫大门,走进人群,发现人们表面上看着谈话对象其实目光远远穿过了谈话对象不知在看着什么。女人们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险、悬然地举起,晃来晃去像她们手里随时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槟酒。米莉走啊走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让自己站定下来,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脚杯里细碎起泡的香槟酒、岌岌可危,随时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这时她得救一般看见一个熟人,一个四十多岁、像米莉一样阔的贵妇。米莉问她:哈罗,你可好啊?贵妇说:见到你真好!你这一向怎样?米莉说:还行,只是我母亲上半年去世了。贵妇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脸绯红,但一看,原来贵妇不是针对她母亲去世的事件,而是已进入了同下一个人的新一轮周旋。米莉从此后不再去任何盛会。捐掉了所有夜礼服。

这时我听见海青说:里昂,说真的,你得干点什么活儿,不管那些活儿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处。你好歹得干点什么。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分上,我这样跟你推心置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