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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忘了一点，”我说，“你有一个家，而我却无家可归。”

话刚一出口，我就嗟悔无及，因为他的眼里又出现了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则如芒在背，又一次产生了由于言语不当而常有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他低头点烟，没有立即搭话。

“无论是空荡荡的家还是宾客如云的旅馆，都能给人以孤独感，”末了，他说道，“相比较而言，家更会引起一个人的伤感。”他沉吟良久，我暗忖他终于要谈谈曼德利了，谁知他欲言又止，脑海里一定泛起了某种病态的恐惧，束缚住了他，但见他吹熄了火柴，方才骤然闪现的自信也随之烟消火灭了。

“如此看来，‘心腹之交’要休一天假啦？”他又以平和的语气说了话，在我们两人之间创造出无拘无束的友好气氛，“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想到了摩纳哥的那个铺着鹅卵石的广场和那幢开着扇窄窗的房屋。拿上素描画本和铅笔，三点钟以前就可以赶到那儿。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语气也许有些羞怯，宛如一个养成了绘画的嗜好但却缺乏天赋的人。

“我开车送你去。”他说道，而且坚决不容我推辞。

我记起了范・霍珀夫人前一天晚上曾经警告过我，不许我出风头，于是困窘万分。我怕他看低我，以为我提到摩纳哥是想搭他的车。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只有范・霍珀夫人才干得出来，我可不愿让他把我们视为一丘之貉。跟他共进午餐使我身价倍增，因为我们起身离座时，那位小个头的侍者领班疾步冲过来为我把椅子拉开。他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与平时那种冷淡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为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手帕，殷勤地说道：“希望小姐吃得满意。”就连守在转门旁的杂役也向我投来敬重的目光。我的同伴对此当然习以为常。他对我昨天那盘切得七零八碎的火腿一无所知。这种变化让我心情沮丧，也使我瞧不起自己。此刻，我回忆起父亲，想起他对趋炎附势的小人历来嗤之以鼻。

“你在想什么？”我们沿着走廊前往休息室时，我抬头看见他正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他问。

侍者领班的殷勤态度引起了我一串遐思。喝咖啡时，我对德温特先生讲了女裁缝布莱兹的事情。布莱兹接了范・霍珀夫人三件衣服的活，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过后我送她乘电梯的路上，便胡思乱想起来。我想象着她是怎样在闷热的裁缝铺后边的小客厅里赶制衣服，而她患了痨病的儿子虚弱不堪地躺在沙发上。我仿佛看见她眯着疲惫的眼睛穿针引线，地板上撒满了碎布头。

“真的吗？”德温特先生微笑着说，“你的想象与现实相符吗？”

“不知道，”我说，“我从没有去核实过。”接着，我又讲了乘电梯时的情况。当我为她按响电梯铃时，她在提包里摸索了一阵，塞给我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给你，”她悄声说，语气亲昵，听了就让人不愉快，“感谢你把主顾带到我的铺子里，这是一点小小的回扣，希望你能收下。”她见我窘迫得涨红着脸不肯收，便耸耸肩膀，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悉听尊便，”她说，“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不足为奇。也许你愿意要件衣服吧。哪天你不要带夫人，单独到裁缝铺去，我可以分文不取地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了儿童时代偷看禁书的那种令人恶心的不健康感觉。有关她痨病儿子的幻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幅场景：我采取相反的态度，心领神会地笑笑，收起了那张油腻腻的钞票。也许，我会利用这个空闲的下午溜到布莱兹的裁缝铺，出来时拿着一件不付钱的衣服。

我以为他会嘲笑我，因为那是件乏味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给他听，可他只是搅动着咖啡，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大错误。”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你是指没收下那一百法郎？”我不服气地问。

“不！天啊，你把我当什么人啦？我是觉得你不该到这儿来，跟范・霍珀夫人厮混在一起。你不是干这种工作的材料。一是因为你太年轻，二是由于过分厚道。布莱兹和她的回扣算不上什么，那只是开了个头，以后还会碰上别的布莱兹出许多类似的难题。你要不就同流合污，把自己也塑造成一个布莱兹，要不就一尘不染，陷自己于狼狈的境地。最初是谁建议你以此为业的？”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很自然，我一点也不介意。我们俩像是认识了许久的老朋友，阔别多年之后再度重逢。

“你考虑过自己的未来吗？”他问我，“这样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假如范・霍珀夫人厌倦了她的‘心腹之交’，那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