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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才7块钱。”我们一往回走，阿桂就开始抱怨，“哪儿才是个头啊？”

“我们少买些就是了。等等！”我说着，想到原本打算买份报纸。

“您看。”在我付钱买当天的《厦门时报》时，阿桂眉毛一扬说道，“您的戏又要上演了。”

报架后面的墙上贴着张海报，宣传下个月的巡演戏目：《柳荫记》。“我的戏？”我付了报钱，转身就走。

“哈，少奶奶。”阿桂紧跟上我说，“您知道我的意思。您跟祝英台简直一样啊。”

我翻了翻白眼。“这是什么话，阿桂？我一点儿都不像她。我是小时候打扮得像个男生，而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况且，她不但女扮男装，还骗过了心爱的人。”我不禁莞尔，想象着祝英台扮成书生时的那种怡然自得。

“兄送贤弟到池塘，金色鱼儿一双双。”我边唱边摇晃手上的袋子。

“弟兄分别诚感伤。”阿桂应和。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年轻旦角的唱词用阿桂苍老的嗓音唱出来是如此滑稽。“我们带素莉和婆婆一起去看戏。”我说，“母亲可以坐轿子去。”为什么不呢！我边想边大步往前走。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聿明。因为他没有机会享乐。

阿桂跟上来挽着我的手。回到厨房我们又开始哼起来。我边从袋子里掏出胡萝卜，边唱出戏词：

“兄送贤弟到井东，井中照见好颜容。”

阿桂从袋子里拿出猪肉，用别扭的尖声应和：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真好听。”素莉在门口嚷道，“再唱一遍吧。我也想学。”

“来。”阿桂将一块五花肉拍在案板上，递给素莉一把刀，“把肉切块，要拳头大小。”

我们手里清洗着芒果，把这段戏词连唱了三遍。

“是《柳荫记》。”婆婆在门口说道。

“婆婆。正好您在这儿。”婆婆通晓所有曲目和生旦净末丑的唱词唱腔。在宫中作人质时，她听过名角儿们给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唱戏。这是她和其他“女宾”为社稷稳固献身的唯一奖赏——看戏曲名角儿排戏，有时还能看正式演出。“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婆婆，“无缘对面不相逢的下句是什么？”

“先把围裙给我，让我干点活。”

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

“不要吮手指。”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奶奶教你一首新歌。你听好了。”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我在页首写上日期。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全是些富家子弟。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