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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住胸中满腔怒火，保持着谦卑的姿态走近客厅，就像一只鸡走向一群狐狸。我们进去时看见两个日本水手正在四处查看，他们手里端着步枪，用冰冷的黑眼珠打量我们。

“那里！那里！”第三个水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站在窗前。

我们赶紧走过去，面对他们站好：三个皱着眉头的日本水兵出现在熟悉的客厅里，显得分外刺眼。他们身穿镶着白边的蓝色海军制服，小腿上缠绕着绑腿布。系在腰带上的水壶和背包窝窝囊囊地翘在屁股后面。我不禁想，他们的钢盔和步枪跟我家柳条双人沙发椅上的刺绣靠垫多么不协调啊。

“你家男人呢？”留胡子的日本兵问。

“没有男人。”母亲说，“我们的男人都死了。”

“哼。”他皱着眉头朝四周看了看。“她的男人。”他指着我说。

“走了。”我回答。

“你的男人，躲起来？”

“没有。我丈夫在重庆。”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却异常清醒。重庆是个听起来十分可信的地方，而且很遥远。

“哼。”他低吼一声。然后大声下达着命令，他的部下点头哈腰表示明白。他们打开抽屉，掀开靠垫，步枪和水壶不时撞到家具。看着他们装模作样地调查谋杀案，我强迫自己不要皱眉，也不要嘲笑。我不想让他们找到任何借口去割开靠垫或者把花瓶砸到墙上。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家的地毯上撒尿或者……

领头的水兵比另外两个人年龄稍大些，他从屁股后面的背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坐了下来。他把钢盔放到地上，跷起二郎腿。“名字。”他说，“最老的先说。”

“我叫刘菱楚。”母亲声音清晰地说。

他趴在笔记本上皱起眉头问，“刘怎么写？”

母亲用手指在手掌上写了个‘刘’字。

“啊。”他写了下来，“哪个菱？”

母亲再次举起手掌，在上面写了个‘菱’字。

他眨着眼睛思考着，另外两个日本兵打开我们的药箱，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突然猛地一挥手臂，用日语喊了句什么，他的部下随之离开了房间。

“你，”他指着我说，“你写。”他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坐在旁边写下大家的名字和年龄。然后他把笔记本拿回去，命令我回去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继续盘问我们。我们恨黄立松吗？谁会恨他？我们知道有谁嫉妒他吗？谁想得到他的会长位置？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我们去过他家吗？什么时候去的？

我说去年11月去他家打过麻将，他追问我其他客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当时说了黄立松什么。我说他们什么也没说时，他用力敲打着双人沙发的扶手。“你，撒谎。”他大吼道，“你到商会会长家。你肯定会谈论他。”

“我们说的都是女人家的事情。”我说，“孩子、饭菜和麻将。”

“还有什么？”他的举止变得愈发狂躁。

“发型和口红颜色。”

“其他的？”他举起拳头说。然后，他似乎想到敲在柳条沙发扶手上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猛地站起身，用跺脚来代替。

“小宝宝。就这些。”我进客厅之前对自己说，今天算走运。因为现在是早晨，日本人还没有喝得醉醺醺的。但眼前这个暴躁的家伙像一个被大火烧开的水壶，壶口却被封住了。

楼上的日本兵似乎在挪动家具。我想到藏在樟木箱底部，裹在婴儿毯里的瑞士钟表，害怕会被他们发现。这个留着整齐仁丹胡的矮个男人随时可能暴跳如雷，他会认为我们把东西藏起来是在耍花招，那他就找到足够的理由惩罚我们所有人。

“姆。”他又从喉咙深处发出低吼，用腹部发声，先气运丹田，再冲我们吼出来。

“妈。”

“没事，宝贝。”我轻声对阿梅说，“没事。”如果他再吼一次的话，阿梅一定会放声大哭。我轻轻揉着阿梅的小手，脑子里拼命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抚她，或者可以安抚这个高度紧张的日本水兵。这时，他的部下从楼梯上走下来，拿着我们早给他们预备好的诱饵——一些陶瓷人俑、垂着红色和金色流苏的长笛和一口青铜钟。其中一个日本兵拿着我们的手电筒。他转动手腕，让黄色的光束在墙壁上来回摆动。然后，他把光照在我们脸上，哈哈大笑。年长些的水手从他手上抢过手电筒。

“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他问，“女人夜里不出门。”

他什么意思？

“哦。有男人在房子里。”

这完全说不通。如果他们想找理由证明这里有男人，为什么不拿几件聿明的衣服下来呢？

“证据。”他说，“我拿走。”

他让我们排成一列沿窗户站好，他们接着去寻找其他能带走的“证据”。他们懒得解释为什么一罐英国饼干、一张跳棋棋盘和一袋棋子会是证据。他们翻阅一摞漫画书，挑选喜欢的拿走。最后，那个疯狂的头目举起手臂，结束了搜查。“走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