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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平静地看着她两脚前面的地板。地板上深红的漆已斑驳。她摇了摇头，表示她不记得这么个马团长。

李师长说：马团长很快要提拔，恐怕我这一师人，就是他来带了。

我母亲问：那你呢？

我要走了。

南下打仗去？

军队的事情，多半是秘密。

还是去剿匪？

李师长打断她的思路：这些事你不要问。

我母亲像那种顶懂事的孩子：受了委屈，却一点都不想让大人们察觉她在全力忍受。而大人看见的，就是她克制力之下的冲天委屈。

马团长是个好人，家里也没人了，都让鬼子杀光了。原先有老婆儿子，现在他就单身一人。

我母亲点点头。她已经明白她穿在身上的这件衬衫出自谁的手。李师长夫人的手艺。

李师长闷声的长叹给我母亲注意到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明天是星期天，你跟他来我这里见见面，坐一会儿。

我母亲一声不吱，一动不动。

你要愿意，可以参加队伍，做个文书，说不定会派你做个宣传干事。

我参加了解放军，是不是还能见到师长呢？

见不到了。

我母亲猛地向他转过脸。她这时的脸全在光亮里，白得半透明。湿漉漉的头发环绕这个小脸蛋，让李师长五脏都疼她。她的模样这时要搁在我身上，摆在翰尼格教授眼前，一定把奖学金弄到手了。

这没办法呀，小丫头。

我母亲就让李师长看，他怎么把她伤成这样，让她心碎成一串接一串的泪珠子，噼啪噼啪往地板上砸。一会儿，地板上就聚了一小池泪。

李师长哪里吃得消这个？他快步走进浴室，拿了那条新毛巾。他把毛巾递到我母亲手里，一面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他娘的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给我搞！……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妈的，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满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