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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住在日本吧。”

“嗯，在横滨的祖父母家。”

“你父亲一去世就去了那儿么？”

“是啊，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不在家住了，但他的户口没迁走。后来祖父母感到寂寞，就把我们叫了去。”

“那时你多大？”

“十四岁吧。父亲的死似乎对母亲打击很大，我们就莫名其妙地像大人似的劝母亲出去旅行，于是大家就在外面四处转了一圈，回来后却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祖父母问我们是否愿意回日本。当时母亲很犹豫，但我们都劝她去。祖父母对母亲的将来……也就是是否再婚之类很宽容，而且他们认为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母亲会承担不起。那时候，尽管我们不愿意离开已经住惯了的国家，但还是装出想去的样子，挺不容易的。”

“这个我理解，我们家也是这样，父母离婚后，我们姐妹俩和母亲三个人一起生活。”

“那样待在一起是不健全的呀。”

“就是，父亲离开后的存在感还是很强。”

“就没有一点精神紧张方面的问题吗？”

“有啊。”我说，“有一段时间，我失声了。”

“因为这个么？”他很感兴趣地问。

“好像是吧，毫无理由地不能说话，又毫无理由地恢复过来。”

“在你幼小的心中一定存在激烈的冲突。”他说。

是啊，父亲离家后的第三个月，仿佛为了使精神紧张的母亲不受伤害，我突然变得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放学后我在外面玩得太野，到了晚上便发起高烧。昏睡了好几天，没去上学。身上痛，喉咙也肿胀起来。

我发着烧，迷迷糊糊地躺着，听到母亲和姐姐正在说话。

“……怎么这样想？”母亲的声音。

“不知道，可我就是这样想的。”姐姐说。

“你说风美发不出声了？”母亲说，声音中明显带着歇斯底里的味道。

“嗯，我觉得是。”姐姐淡淡地回答。

姐姐的感觉一直很灵。比如谁来的电话，天气变好还是变坏，这类事姐姐总能猜得准，那种时候她总是超乎寻常地从容，像个大人似的。

“这话可不能在风美面前说。”母亲似乎有点害怕。

“嗯。”姐姐回答。

是吗？不能出声了？我想，心里出奇地冷静。我试着用干涩的喉咙发声，然而连沙哑的声音都发不出。

冰袋将我的视野遮去了一半，我转动脖子，看了看窗外。晚霞将云彩染成粉红，那鲜艳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延续到西边的天空。一时间，我发着烧的大脑竟分不清自己是身处现实还是梦境了。

父亲不在了，他在外面又有了家。

每天晚上学习英语。

大雪纷飞，校园一片洁白，回家的路上我发烧了，路灯看上去朦朦胧胧的。

……唉，所谓祸不单行就是那么回事吧，我怔怔地想。

事实上，感冒治好后我还是不能说话。母亲和姐姐待我小心翼翼，医生自然暗示这里面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母亲的眼里噙着泪花。

大家都很不安，我似乎也被无法主宰自己身体的恐惧包围着。

然而母亲却劝慰我不要在意，她的达观态度使心烦气躁的我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办了休学，白天待在家里，早晚出去散散步。

口不能言的自己正在逐渐丧失语言。

不能说话之后，大概有两天时间，我的思考还和能说话的时候一模一样。例如，被姐姐踩到脚，我会很清晰地想到“痛”这个词；看电视见到熟悉的地方，我也会用语言想：“呀，这地方就在那儿，改天去玩玩。”

由于发不出声音，我的感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能看到语言背后隐含的丰富的色彩了。姐姐的语言是亲切的，她和我说话时似乎隐在明亮的粉红色光中；而母亲教我们英语时的语言和目光则是沉静的金色；走在路边，用手抚摸小猫，一种喜悦流经手掌传向身体，那喜悦是棣棠花的颜色。

有了这样的感觉，语言所拥有的强烈的限定性便似乎有了不由分说的力量。

我想是因为年幼，才可以用身体感知语言吧。从那时起，我对从表达的制约中逃离而去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是可以同时包含瞬间和永恒的工具。

而复原也是突如其来的。

那天下着雨，姐姐已经放学回家，我和她钻进被炉里等母亲，我躺着，怔怔地望着正在看杂志的姐姐，她哗啦哗啦地翻着书，发出有规则的声音，仿佛来自落下的水滴。隔着雨声，我能听到邻居家电视的声响。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蒸汽，屋里很暖和，甚至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