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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婆婆互相搀扶着，从这群张皇的男女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海堤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厦门方向的逃难人潮。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船只向鼓浪屿驶来，而在对岸的厦门岛，人们纷纷涌向海岸，争先恐后横渡海域，投奔相对安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

一队敌机从头顶飞过，一如既往地向台湾飞去。其中一架猛然离队，向正在行驶的船只俯冲过去。它的下降角度极陡，我一度以为，飞机会一猛子扎到海里，再冒出水面，嘴里叼着一尾活蹦乱跳的海鱼。而事实是，它拉平机身，开始向那些平民船只扫射，机枪子弹在海面激荡开一条笔直的缝，接着射进船里。枪膛的金属撞击声和子弹射落的摩擦声戛然而止后，空中响彻着人们惶恐的尖叫和跳船坠海的水花声。

我旁边一个招风耳男人朝空中挥舞拳头，“该死的日本狗杂种！”他咆哮着。我们都跟着吼起来，这是愤怒但又无奈的集体控诉。飞机消失不见，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弹痕累累的船只，还有在水中挣扎的人们。靠海岸不远处，有一艘小船濒临沉没，一家人紧抓着船舷。一艘汽艇快速朝鼓浪屿方向驶来，与小船擦肩而过。汽艇要靠岸时，人们将它推开，冲船员嚷着掉头去救人。就在大家争执不下之际，小船没入水里，留下六七个人拼命扑腾着。救人啊！我不停地祷告，眼见得一个又一个小脑袋消失。天晓得，为什么当妈的没教会他们游泳？

婆婆握紧我的手。“我们看得够多了。”她说。

四周的人推推搡搡，我快要喘不过气了。“走这边。”我边说边把婆婆拉进一条小巷。我原本没打算去代老师家，但我们不经意间已经到了她家所在的僻静小巷里，他们夫妻俩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她婆家。我想，日本人如此滥杀无辜，不知代老师有何高见。我敲了敲门。楼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难为情地退后几步。听着是她丈夫的声音，他是和代老师同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

“你怎么总是这么固执？”他大声嚷嚷。

“我管这叫责任。”代老师回答。

“你，”男人气急败坏地喊，“你做什么事都有一套说辞。”

“娶我之前，你就知道我是知识女性。”

“我们走吧。”婆婆刚开口，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人茫然地看着我们，我说我们晚些再来，她一言不发关上了门。

“你以为我一点都不在乎学生吗？”我们走远了，依然能听到男人的声音，“要是我能做主，我肯定会留下，你知道的。”

我仿佛能看见他瘦弱的肩膀和梗着的脖子，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代老师的丈夫为人精明，仪表堂堂，只不过，嗯……要是有人让他跑路，我保准他会跑。

到家时，母亲正拄着拐杖，在客厅蹒跚着四处走动。听了我们的叙述，她叫来阿桂。“喊素莉来帮忙。我要你们把储粮间的罐头和米袋子归拢一下，这样，年轻女眷们，像安丽、素莉、宝萍都可以藏身。我们要做好准备，预防万一日本人对公共租界有动作。安丽，”她转向我说，“今天你见得也够多了，往后就待在家里，安全些。”她和婆婆对视了片刻，随即掉转目光。

***

我听到撤离的动静，或许我以为我听到了——大概只是做梦，指望我军的撤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许，我所听到的只是那些被抛下的人——他们的恸哭声嘶哑空洞，像是胸膛被炸出大洞，他们既惊讶于其空虚无物，又困惑着其毫无痛感，心肺破碎处气若游丝。

事发之前，一切仿佛在情理之中。你大致都能理解，父辈亡故、丈夫参军、师尊泯灭、甚至败军弃城。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你以为一旦自己遭遇到，也可以了然。而当一切真的发生，便不再貌似理所当然，你会发现，自己丝毫无法理解被抛弃的感觉。

我军于夜间败退。正如古话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次日拂晓，敌人开始新一轮的猛攻，此时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军的控制中，日军转而将火力集中到厦门岛另一侧。日军轰炸机不再兜着圈子飞回台湾，而是在鼓浪屿低空盘旋着。我正匆忙赶往代老师家。我感觉射击手仿佛盯上了我，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我赶紧躲到屋檐下。然后我鼓足勇气钻出阴影，继续往前走。这不关我的事，可……我推开一群目光呆滞的难民，来到代老师门前，我想知道她是否会留下来。

我撩开脸前的发丝，敲了敲门。“代老师，”我喊道，“我是刘安丽。您在家吗？”

门开了道缝，是代老师的公公，好又早裁缝铺的裁缝，向外窥视着，“你不能见她。”他压低嗓子说。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