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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镜片下的鱼泡眼眨巴了一下，“她不在这儿。”

“那她在哪儿？”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叫他们走了。”说着，他又挺了挺胸，“他们都跟张校长一起去香港了。”

“都有谁？”

“老师们。所有人。”

这不可能。崔老师不会走的。历史老师孟宇也不是那种会被日本鬼子吓跑的人。他们怎么能离开鼓浪屿？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别生气啊，刘小姐。”老裁缝换了副口吻，“我儿子答应，只要一停战，他马上回来。这样的话……”他埋下头，“我的孙儿们也就安全了。”

我真想给他两下子。他就不能出面制止吗？他对自己的儿子这么放任自流吗？但我只是退了出来，礼节性地跟他告别。

在回家路上，我经过学校前的巷子，说不定能在那儿看到一些老师。我挤过从学校大门蜂拥而出的嘈杂人群，绕到侧面。我爬上山坡，靠着一根低垂的树枝向底下往日的操场望去。地势较高的大操场以往是学生们打羽毛球、排球和列队做操的地方，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男女在墙边或站，或蹲，或靠，他们的孩子在旁边挤成一团。地势较低的小操场和屋檐下曾是我们跳绳和玩弹珠的地方，现在也到处躺满了人，地上、草席上、连乒乓球台上都有人。

我掉转头，逃也似的跑了，从山上到下面的巷子里，一路跌跌撞撞。那些人是逃难百姓，他们无处安身。可我终究看不下去……他们挤占学校，排挤我们……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

我经过了煤仓、老印药房和龙头路茶馆。在吴寡妇的面馆外，我跟人打了个招呼，却没留意到底是谁，是她哪个儿子还是所有的五兄弟。我想歇会儿，想在客厅里宽大的床垫上躺躺。但是进了巷子，我又径直从家门口走了过去。

我以前的私塾先生就住在前面不远处，在南边靠海一条窄巷尽头的小平房里。由于长年受暴雨和海风的侵蚀，房屋灿黄的油漆褪了颜色，屋顶上霉迹斑斑、碎瓦杂呈。房子看上去像是亘古至今一直坐落在海边。我站在十步之外，竖起耳朵，想在轰炸间隙听到一丝人迹。

窗户外面没有木百叶，但我看不出里面的动静。先生也许出门买蔬菜或香烟了。我往前几步，在离门一尺远的地方停下来。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有所期望。曾教我念书写字、和善正直的魏净海先生，谁知道他是否还栖身在这金色的小屋里？我想从窗户往里瞅瞅，看是否有逃离后的一片狼藉。但我不能。如果连先生也不得已逃走，我不想知道，至少今天不想。我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听见了开门声。

“安丽？”

我转过身，先生就站在那儿，身着长袍，肩膀宽阔而消瘦。我冲向他，泪水奔涌而出。

“哦，哦，小姑娘，怎么了？”

“天，魏先生，我以为您已经走了。”

“当然不会。哪个船老大这么笨，会给我这么个穷酸文人留座位呀？啊呀！看看你——泪珠跟黄豆一样大了。过来，过来。我让佣人沏杯茶。”他递给我一块手帕，领我进屋。

“屋里有点乱，你别介意。”他示意了一下客厅。他把两张最好的椅子从墙边挪过来，面朝窗户摆着，椅子中间有张小桌。“这三天我和母亲都坐在窗边喝茶，观察日寇的往来动静。”

窗外的景象让我震惊。放眼望去，尽是日军的战舰。突然，四颗炮弹像火弩一样从一艘驱逐舰里射出来。尽管他们瞄准的是对岸的屿仔尾炮台，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闪躲。一阵黑烟和火焰腾空而起。我们的大炮也开火还击。我望向日本船舰，盼着也有黑烟升起，但没有，炮弹大概没有射中目标。

“日本人的枪炮射程更远。”魏老师说着，拉起我的手臂。“过来坐下。”他沏上茶，让我吃饼干，又在我旁边的椅子里坐下。“今天早上我认出了三艘驱逐舰和八只小型战舰。”他说，“以前，他们的舰艇大多停在厦门岛另一头，母亲和我现在只能以数战机为乐。”

我摇摇头。日子变得多怪！“以前您数的是海鸭和白鹭。”我说。

“时局变了，安丽。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人不能再关起门只读圣贤书了，我们早就不这么做了。”他苦笑着。有一个话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有时却又有所暗示——他把整个青春年华都浪费在科举备考上，但等他通过乡试，科举制度却被废除了。他本可获赐“秀才”身份，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一称号在官职仕途中再无意义。

又一艘敌舰开火，浓烟火焰再次从炮台那边升起。“我们得买些大型枪炮。”

魏老师站起身，“打造现代军队需要时间。中国也许是最古老的国家，但也是最年轻的之一。你想想，民国才仅有27年历史。”